时间机器

越战、吉他、爱情、癌症：来自美国的一段不寻常而又令人伤感的人生故事在一辆 Porsche 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辽阔、寒冷的大海中，两个大陆板块之间，漂浮着一抹绿色。一艘货轮在黑夜中直线航行，甲板上的一个集装箱里，牢牢地固定着一辆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汽车。几天前，这辆经典的、带有轻微划痕的 Porsche 911 SC，在洛杉矶港被装入了集装箱。载着它的货轮向南驶出港口，通过了巴拿马运河，此刻它正航行在大西洋中部。几个星期后，这辆 911 就停在了我的车库里。

整个过程应该就是这样的。然而，当这一抹绿色还在大洋上漂流时，我不知道它会以这种方式到来。这辆 Porsche 即将在鹿特丹登陆，它那褪色的油漆和残破的人造革，倾诉着它多年在美国的经历，带着加州温暖的音乐，书写着一段难忘的记忆——越战、即兴吉他，以及逝去的白宫岁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抹绿色很快就要和我在一起了。几周后，它出现在我面前。

这辆 Porsche 静静地停在车库里，我在车库上方的客厅里，从 YouTube 上看到了一个男人在死亡即将到来之前的平静和从容。他年近七十，在视频中一边轻轻地拨动着吉他的琴弦，一边唱着他的最后一首歌。在生命的尽头，似乎没有什么比鲍勃·迪伦的《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更适合吟唱的了。视频中的他，看起来是如此的温柔和脆弱。尽管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衰老，他的歌声中却饱含着音乐和旋律，同时也带着一缕淡淡的忧伤。他是一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吉他手，当我在 YouTube 上观看他最后一次演出时，他已于几周前去世，而我当时对此却一无所知。最终，他的生命，他的绿色 Porsche，将向我讲述几十年的美国生活，就像一台时间机器。

他叫戴尔·米勒（Dale Miller），这是我在 Porsche 的旧证件中得知的。他已死于淋巴癌——显然，我将无缘与他相识。此刻，这辆戴尔的旧汽车正停在慕尼黑的一个车库中，诉说着他的故事。戴尔的遗孀，律师特里·赫尔布什（Terry Helbush）居住在地球另一端的加州伯克利，一幢建在斜坡上的漂亮的老房子里。那里仍然摆放着戴尔的吉他，地下室里还有几罐这辆旧 Porsche 的机油。戴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购入这辆二手车，因为他意识到，人生的有些梦想是必须要实现的。

毫无疑问，这辆车是绿色的：Porsche 将这一色调称为“橄榄绿”，戴尔则称其为“鳄梨绿”，这与他的加州世界观更为相符。他曾经用吉他、音乐，以及温和的反抗精神，来对抗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的父亲老戴尔成长于另外一个美国时代，一个橄榄绿的时代，统一制服的时代。老戴尔曾经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顾问。这位总统于六十年代初接手了肯尼迪总统遗留下来的越南烂摊子，在白宫内无奈地为持续多年的河内和西贡战争制定决策。

当我在巴伐利亚州一家位于慕尼黑和奥格斯堡之间的老爷车经销商那里第一次看到这辆绿色的 Porsche 时，我又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就算是蒂亚斯·平斯科（Matthias Pinske），一位拘谨而友好的汽车经销商，当他从美国接手这辆 Porsche 时，他对这一抹绿色的经历同样一无所知。然而他有一种直觉，这辆来自加州的鳄梨绿色 Porsche，身后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平斯科显然不属于那些相信东西也有灵魂的人，他却清楚地知道，旧汽车身上往往会承载着一些东西。他在这辆 Porsche 的广告上写道：“永恒的绿色，不同的 Porsche”。他对此深信不疑，即使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直觉。

几个月后，距离戴尔·米勒逝世已经很久，他的妻子特里才终于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如何驾驶着这辆 Porsche 前往墨西哥的沙漠地带，穿过连绵几英里的大峡谷和荒芜的沙地，以及到达终点时，墨西哥人如何站在这辆绿色 Porsche 的周围，高声地呼喊着 Alemania、Alemania——也就是德国的意思。她还会讲述，驾驶 Porsche 的戴尔如何在夕阳下为他的妻子演奏吉他，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山丘上最后的余晖中，她是如何翩翩起舞。可是故事还没有讲到那里，目前停在我车库里的仅仅是一辆老旧的 Porsche，一辆极为坚固的跑车，我花了一辆二手高尔夫的价钱买下它，就像我一直对旧车情有独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驾驶它们的时候，经常能够找到过去的感觉。我想，如果戴尔活着，他一定明白我的感受，就算只是一辆汽车，它身上却承载着逝去的时光，直到永远。

那天晚上，我在 YouTube 视频上看到了戴尔·米勒的绝唱。当他的手指轻柔地拂过琴弦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辆 Porsche 会安装了一套配有 Blaupunkt 音箱的高级音响系统。我买了一辆吉他手的汽车。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 LP 和 CD，据说那些唱片都很精彩。在离开录音室驾车回家的路上，他会在 Porsche 中聆听刚刚录制的演奏。911 的发动机不是很吵，运转平和，不会掩盖吉他的声音，这对戴尔来说很重要。夜深了，我在网上又订购了两张戴尔·米勒的 CD。它们的专辑名称优美而又透着几分忧郁，一张叫做《Fingerpicking Rags & Other Delights》，另一张叫做《Time Goes By》。

我想把它们放在 Porsche 的手套箱里，这样我就可在巴伐利亚秋季的乡间公路上聆听戴尔的音乐和歌声。在那个晚上，我通过搜索引擎不断地了解着他的一切，直到清晨时分。我找到了戴尔的博客，他在那里记录了自己病中的岁月，以及如何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与癌症做斗争。他用充满诗意和幽默的文笔，记录了自己的死亡，他这样做也许是认为医生能够拯救他。戴尔还写到了这辆 Porsche，他想把它卖掉，因为自己实在太虚弱了。当他傍晚从旧金山驶回伯克利时，所有人都想要趁着最后一丝余晖及早赶回家，在海湾大桥上经常遇到塞车，而 Porsche 偏硬的离合器触感往往令他难以驾驭。

他想要活下去，然而一切都太快了。癌症确诊后五个月，博客的更新戛然而止，戴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网上现在只有一份当初刊登在报纸上的讣告，文笔精妙而不失温馨。这份讣告是由他的一位吉他同行撰写的，这位音乐人的名字叫特亚·葛肯（Teja Gerken）。他在讣告的最后还提到了这辆绿色的 Porsche。戴尔应该会喜欢他所做的这份讣告。

在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将一张 CD 放进了 Porsche 的音响中。暮色降临，我在慕尼黑北部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以四档前行。扬声器中传来了戴尔·米勒演奏的《All My Loving》，那是一首经典的披头士老歌。他的演绎是如此明快，即使在汽车停止的时候，也会令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我降低档位，在一条林荫大道的拐弯处轻快地漂移而过。这种感觉真好，却也很伤感——由此向西一万公里，戴尔·米勒的名字今晚将再次醒目地出现在一个音乐厅里。这是一场在伯克利为他举办的纪念音乐会。在那里，众多音乐人云集演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特里·赫尔布什难以相信，虽然她已经失去了戴尔，但他的音乐，他的生命却仍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戴尔仍然开着 Porsche 去医院治疗”，他的妻子说，“他还在弹吉他。”特里坐在伯克利家中的花园里，讲述了她如何乘坐这辆绿色的汽车，沿着 1 号高速公路，从旧金山南下前往洛杉矶。这辆汽车的颜色，总是会令特里想起七十年代的厨房，她很喜欢这种感觉。她的背后有一棵小柠檬树，房间里传来尼尔·杨（Neil Young）喧闹的音乐声，那句没完没了的“Keep on rockin’in the free world!”与以往一样，所有的音乐仍然来自戴尔的旧 iPod，特里将它设定成随机播放模式。我在那里听到了许多迪伦的歌曲，此外还有 The Band、以及险峻海峡（Dire Straits）的一些作品。花园后方的尽头，有一个斜顶木车库，里面停着一辆新的 Porsche 小跑车，  一辆黑色的 Cayman。特里几乎每天都开它，她知道，戴尔肯定也会喜欢的。

纪念音乐会的那个夜晚，我开着这辆 Porsche 出去兜了一圈后，从慕尼黑给伯克利的特里·赫尔布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有些伤感。特里在她医生的候诊室里读了这封信，不禁潸然泪下。尽管如此，她还是给我回信了，邀请我尽快来伯克利，她想告诉我戴尔还有她自己的故事。

戴尔去世九个月后，我乘坐着一架汉莎航班降落在旧金山。我在机场租了一辆白色的宝马，非常新，但是非常老派。在高速公路上，两辆美国味十足的、全电力驱动的 Tesla 轿车肆意地超越了我，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公路上精巧的小玩意。这里的生活仍然充满着放荡不羁，这就是为什么七十年代在加州售出了如此之多的 911。特里·赫尔布什在她的信中非常具体地向我描述了应该如何前往伯克利。她甚至还对我应该在何处停车给出了详细的建议。当她为我打开门时，我感受到了她那毫无戒心的友善。她和戴尔肯定是天生的一对。

“他曾经很讨厌华盛顿”，特里说。他的父母全都出自德克萨斯望族名门，为了为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工作，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首都。戴尔小时候，曾经和约翰逊在华盛顿留下了许多合影。这位政客看上去很和蔼，戴尔则头戴牛仔帽，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戴尔的父母曾经是华盛顿的说客，后来也成为白宫的越战说客。他们把戴尔送到了一所军校，戴尔明白这对他的前途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正是这个偶然事件，使他成为了一个披头族，而不是一名在战场上屡经噩梦的越战老兵。戴尔和他的几个朋友在军校里订了比萨外卖，并叫人将它们送到了军营。这是规定所不允许的，他们因此被降职，并被禁止以后为国家而战斗。

约翰·马洛尼（John Maloney）没有任何帮手。他的车行开在特里·赫尔布什家花园以东 15 英里的拉斐特，名字叫 Valhalla。40 年来他一直从事 Porsche 维修，很多人认为 Valhalla 听起来够“日耳曼”。约翰·马洛尼是越战中的幸存者，七十年代初回到故乡后，他一直以经营汽车为谋生手段。在他经手的汽车中，曾经有一辆绿色的 Porsche，产于 1977 年，后来一度属于戴尔·米勒。“这种可怕的绿色，我永远也忘不了”，马洛尼说，其他的事情也许会淡忘：“我们还是不要谈战争了。”随后他谈到保罗·纽曼，马洛尼曾经将一辆 Porsche 卖给了他，那是  一辆性能优良到足以在赛道上驰骋的跑车。

戴尔从来不知道，马洛尼，这位越战老兵，曾经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就已经接触过他的 Porsche。那时候，这辆车还属于一位来自北加州的医生，一位习惯慢跑的医生，却早早地撒手人寰。米勒当时正在做音乐，在旧金山开出租车为生。他是波西米亚人，在那些富人让出他们的旧 Porsche 之前，他还要耐心地再等待一些时日。

“那时候一切都不同”，特里·赫尔布什说。那时候，她在伯克利还没有花园，没有房子，也没有绿色的 Porsche。那时候，她是一名律师，客户都是那些在美国看到生存希望的伊朗、阿富汗、萨尔瓦多难民。美国给他们提供了逃离本国革命和内战的生存机会，她设法使他们获得居留许可。不久前，特里·赫尔布什还在阿尔塔蒙特举办的会演中欣赏了滚石乐队的演出。

六七十年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然而，当戴尔在 1998 年购买了这辆绿 Porsche 的时候，它们才算真的结束了，对特里·赫尔布什来说也是这样。她的工作仍然是帮助别人获得美国居留许可，这次却是另外一群人。她为硅谷工作，为那里的印度程序员提供移民服务。在为他们铺平道路的同时，特里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当驾车前往硅谷时，她总是开着这辆 Porsche，因为那位为谷歌工作的印度软件公司老板，非常喜欢搭这辆绿色 911 的顺风车。当他们去吃午餐的时候，特里总是提供搭车的方便，这位软件业者还用心记住了她的车牌号。

戴尔也很好地融入了新时代。金洲大桥另一侧，在富裕的马林县圣拉斐尔有一家口碑颇佳的 Hi-Tec Auto 车行。戴尔在这里对他的 Porsche 进行了保养。他并不想用这辆车去飙车，这一点与 Valhalla 车行的老顾客们有所不同。戴尔需要的，只是催化转换器能够正常工作，空调不要总是因为故障而大煞风景，也不要漏油。简而言之，他需要一辆适合伯克利生活的 Porsche。如今，许多有机产品市场和农贸市场已经在那里安家落户——戴尔也是如此。

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每个周五的晚上，戴尔都会陪妻子特里到著名的 Chez Panisse 餐厅共进晚餐。这家餐厅的主人爱丽丝·沃特斯（Alice Waters），创立了独特的加州烹调风格。他们通常会选择步行去用餐，而不是开 Porsche。健康，美味，也很酷，他们总是能够订到这家沙特克大道上的小店的位子，而其他人通常要提前几个月预订。直至今日，特里只需白天打一个电话，晚上那里就会为她预留位子。

她笔直地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回忆起这几年的时光。那时候，她还在旧金山市中心工作，有时会开这辆 Porsche 去办公室，这样她很早就要动身。有时后备箱里还放着戴尔的一把吉他，他准确地知道，如何顺利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辆小车里，其中包括吉他和放大器。这就是他想要的，一辆旧 911，他的理想汽车。他还会驾车带领着远足旅行者穿过伯克利的山丘，向他们展示最美丽的小径、景色、森林，难道整天都一直播放迪伦的音乐吗？是的，他正是这样做的。戴尔想要的很多，在他最后几张 CD 中，有一张名叫《两个都是我》（Both of Me）。在这张专辑中，他一个人在两个音轨中演奏了一段二重奏，在一个音轨上用木吉他，另一个音轨上用钢弦吉他。特里，他的妻子，在此期间赚了很多钱，并开始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这是她生活的另一面。

马林县郊区有许多资产难以计数的富翁，也有许多嬉皮士。这里有一家小咖啡馆，特亚·葛肯正坐在后院的一棵树下。今天晚上，他将在附近演奏吉他，这是一场慈善音乐会。葛肯是  一个善良的人，他为戴尔·米勒撰写了讣告，组织了纪念音乐会，还在伯克利的葬礼上为他致辞。葛肯生于 1970 年，来自德国埃森。当年他来到加州，实在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他也没有料到，会在这里与一位 Porsche 驾驶者成为朋友。

葛肯的父亲是一位心理医生，他 一直想离开德国。早在七十年代，他和儿子就生活在美国社区里。八十年代中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他随即带着特亚搬到了加州门多西诺县。他的儿子在旧金山偶然遇到了戴尔。“我一直以为，大多数蓝调吉他手不开 Porsche，不穿意大利鞋，对帽子也没有特别的偏爱。可是戴尔这些全占了。”特亚非常喜欢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特亚就曾和父亲游历了墨西哥。戴尔想要开车去沙漠，特亚帮助他在德国找到了一个跑车车尾行李架——因为特亚会说德语。戴尔和特里不久后就一起上路了，带着吉他、满载的行李，以及一顶浅色的帽子。特亚曾经在他的一张 CD 上，翻唱了一首由戴尔创作的优美老歌：《Noe Valley Sunday》。加州就是这样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伯克利的最后一天，特里问我能否帮助她收拾地下室。这一定会很有趣，在这座大房子下，一间低矮破旧的房间里，静静地诉说着戴尔的故事。尚未开封的唱片，成堆的 CD，Porsche 维修说明书，以及一件五十年代的儿童 T 恤，上面写着：如果可以，我想要选约翰逊。当戴尔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定曾经在华盛顿穿过它。此外还有一些入门小册子，戴尔在里面向其他吉他手详细解释了怎样正确地上紧吉他弦，怎样弹出某种音调。这些小册子后来被他的粉丝们称为“充满热情的金玉良言”。他最早制作的唱片之一，《Fingers Don’t Fail Me Now》，意即手指不要辜负我，就静静地躺在圣诞节装饰品旁边。特里想要保留所有这一切。

我回到了慕尼黑，在夜色中我走进车库，站在这辆 Porsche 前。我现在知道了，在这一抹绿色上，哪一道划痕来自墨西哥，哪一处凹陷是因为在进入伯克利时撞到了垃圾箱。我看到了它的螺丝，它们曾经被一位越战老兵拧紧；我看到了它的前排乘客座椅，那里曾经坐着一位硅谷程序员；我看到了它的收音机，一位美国总统顾问的儿子曾经用它收听过迪伦的歌曲。在这个夜晚，我看到了几十年间稍纵即逝的瞬间。但也正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它的方向盘。

当我第一次在巴伐利亚州看到戴尔·米勒的这辆旧 Porsche 时，我并不知道谁曾经开过它，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我确切地知道，我不喜欢这个方向盘。它不是原装的，对我来说也太小了。戴尔之所以安装了它，是因为它更容易把握，这对他很重要。我让蒂亚斯·平斯科——那位老爷车经销商，把它换成了原装的 Porsche 方向盘。平斯科照我说的做了，并把戴尔·米勒的旧方向盘卖给了他的另一位客户。那个方向盘曾经属于一位加州吉他手，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平斯科已经不记得把它卖给谁了。

今天，也许某个人正双手握着戴尔·米勒的旧方向盘，在德国驾驶着某一辆老款的 Porsche。无论在蜿蜒的公路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将游刃有余地通过每一处弯路，渡过每一个难关。故事仍将这样继续下去。戴尔·米勒应该会喜欢这样：手指不要辜负我（Fingers Don’t Fail Me Now）。

转载自《南德意志报》，2014 年

作者 Jochen Arntz
摄影 Fritz Beck